Bell for Her 極楽記

按：此篇因编辑疏忽，故没有见报。关于池波正太郎，这是我第一次看他的书，推荐者是我的朋友大鹿真央君，先做个标记。

羊羹、猪脚、荞麦面

文琳

这几日，看池波正太郎的《食桌情景》，出门找吃的兴致着实高了不少。当然这不是说此书乃普通的美食导读，而是经由池波这个“江户老儿”的叙说，吃不仅成了一件充满生之趣味、特别雅的事情，还是将过往人情勾连出来的记忆载体。苏轼曾赞叹：“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老饕们能贪得雅致，大抵是好“夭物之美”的江户情趣所代表的文化记忆在现代仍然占着一席之地。

其实，连中国最近都渐渐流行起“江户”这个词来了，连寿司都知道要去找“江户前”的握寿司，而日本文坛的“江户情趣”历有传统可循，我曾向永井荷风的书中追寻历史中的东京江户，荷风之外，日本人说，可以看池波正太郎。不过，前者描述东京风物的《濹东绮谭》1988年就收入选集《舞女》在国内出版，二十多年后才轮到池波。所以在书店看到此书时，不禁暗自窃喜了一阵。

荷风和池波两人年龄差了二十多岁，所眼见和成长的江户东京还是有差别的。荷风到底是公子哥儿，又有家世汉学作为功底，留洋回来后，多了一个参照系，他的眼光是有点“第二次审美”的。但池波不同了，从小家贫，靠写历史小说维持生计，他的生活境界是彻彻底底的庶民情趣，是完全忠实于自己的少小记忆来追寻江户文化的蛛丝马迹的。两人在读者心中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这本《食桌情景》在日本出版于1973年，属于他在历史小说之外开始尝试写作随笔类文字的开始。也许是担心读者会感到困惑，他在书中解释说，自己写历史小说的秘诀，其实灵感的来源很多都与美食有关，小说中剑客们活动的许多场景，他都会刻意来写“吃饭”或者加入一个“走鬼”在旁边做背景，“只有这样才是生活嘛，”剑客们也不是每天都打打杀杀。

池波写充满庶民情趣的武侠小说是一绝，单独来写充满了调侃味道的日常家庭生活，也是一乐，池波的妈妈就是在他的书中经常慨叹着“一想到再也吃不到涮涮锅就死也不瞑目”的一个漫画式的人物，令人捧腹。看这类小书，最适宜在午后，睡一觉起来，看的忍俊不禁，又勾起了馋心，于是便吃个下午茶，或者招朋友拼个饭局，定下晚上吃的内容，继续看，直看得食欲大好，也正好有了见人的心。

里面提到了一些往事让我暗暗称奇。比如以前我在日本时，有位女同胞经常去提了猪脚回来，遇到，欣然说“肉屋”师傅买肉附送，“因为日本人不吃猪脚嘛”，便信了，也留意东京的大小饭馆菜单，果然从来没见过猪脚。但这次，在池波的书里却明明写着他去横滨吃猪脚的事情，让我纳闷了，那不还是吃的嘛，至少，过去是吃的，吃猪脚的日本人不知为何现在变得不吃了。

另外，日本人对荞麦面这样东西的感情，中国人怕是很难理解，池波数度提到吃荞麦面的事情，有时候是自己半夜写作得累了，老婆端来一碗荞麦面，有时候是去京都旅行不经意遇到老朋友，打招呼得方式竟然是“哎呀，这不是池波家的阿正吗？吃完荞麦面去？”

日本满街的荞面馆，知道哪家做得好，在朋友中能交到不错的人缘。荞麦面的地位大有渊源可寻，池波这一代正好在战后度过了青年时代的人，荞麦面对于他们来说，是陪伴度过了二战和战后最困难的时期的一个文化记忆，六十年代之后物资丰富起来，吃遍了洋食和新派料理，想了想，还是荞麦面最有感情最好吃。

文人们所追寻的“江户风俗”，看永井荷风，会觉得是享乐主义，是耽美，但这远不是全部，看到池波正太郎，才知道江户应该又是庶民的，是小到对一碟“羊羹”的要求。江户的市民阶层对生活产生这许多审美式的讲究，“好女”又“好物”，催生了今天执拗追求品质充满细节的日本人，“享乐”换个层面讲就是对品质的要求和细节的讲究。从这个角度来说，六十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奇迹，实在可以说有部分是江户文化的余波在当中起着作用。

但又不能否认，江户式的人文景观是越来越少了，从前在东京街道上溜达的江户人，池波衷心赞美，形容是“英姿飒爽、性格沉稳、有男子气概而且爱妻子、爱家庭、有存在感、酒量好又风度翩翩”，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少，景观不在了的时候，便去味道中去找寻，去体会景观，当味道都不在的时候怎么办呢，此时就是古老的世界真正关上大门的那一刻吧。

老字号的存在是让现代人感到幸福的一件事情，是现代人能缅怀过去的堂口。中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或烟消云散，或改制留名，留下的当中又有多少是能真正保住过去的滋味的呢？我曾从一些追访缅怀老字号的采访文章中读到一点伤感，印象中尽是店家传人无奈或愤然的脸，动辄申斥“体制害人”，但是问题或许倒不是去无用的追究当经济制度、管理模式变更之后，如何本着人文的精神来做扶救的工作，此种扶救多少有点拔其根再来浇水施肥的嫌疑。就从食品业来说，市场经济是一个罪恶的东西，现代人或百受其害，或已百毒不侵，中国现在也诞生了一批穿民国服，崇推民国精神的文化人，和日本人的江户情结一样，都是变着法儿骂现在的人，前者缅怀过去的有理想有节操有精神，后者说，扔掉速食面和汉堡包吧，这样才是我们日本人的“可欲”的生活。

对于味道这个东西，我是个悲观论者，我以为是它是定格的，即使打着过去的名号，往往东西还是不对，必须在一定的人心和境界中才能存在的，这个境和界都已经变了，越到后面越是如此，想回到过去，自己不知道自己在骗自己罢了。

无论如何，“食桌情景”和旧有的事物都在渐渐淡去，这是一个事实，中日都一样，这也是池波这样的食客拼命想要去找，追一点是一点的原因吧。

弥次和喜多的戏谑旅途

文琳

我早知道十返舍一九，但是我没有看过他的日文原书，原因是在他的时代所诞生的新文体“滑稽本”的日语，口语化的现象十分常见，既不是现代日语，又区别于以平安时代十世纪左右的贵族女官互递文书时使用的古典日语，很多词汇都无可查询，只存在于市井大众的口中，所以看十八世纪初的日本小说，虽然它们非常有名，但对外国人来说不是一件享受的事情，可能这也是本书的中译本拖延到今天才出版的原因之一。

这次请的译者是已九十高龄的鲍耀明老先生，鲍老生在横滨，在东京念完高中和大学，自幼习惯江户地方方言，今辈中或有习古文能胜任年代更古远者，但应对江户方言的能力绝非一般年轻的译者所具备，更别说在理解日文俗语之后，又需对中文里的俗语里找到可以和日文对应的词，“小瘪三”、“姐儿”，看起来倍感亲切，要准确传达出原本的“滑稽”和江湖气需要功力，而这个也是所谓“滑稽本”的神髓所在。据说周作人也曾经想翻译此书，然种种原因未果，所以此书到现在能得以付梓，实可以说为一大幸事。

日文原书名为《东海道中膝栗毛》，东海道是日本八大古道之一，现在的JR日本新干线也沿用此名分东海道线和西海道线等。“膝栗毛”的意思是用“膝”腿来代替“栗毛”马，也就是徒步旅行的意思，中文版为了方便理解改为《东海道徒步旅行记》即是此理。作者十返舍一九小名市九，后改名一九，“十返舍”的姓与他早年入门香道有关，由他制作的秘方“黄热香”，据说燃香十遍之后香气仍不散去，所以被称为“十返香”。滑稽本风靡的文化年间（1804~1808），十返舍一九和另一个和他相同时代齐名的“滑稽本”作家式亭三马的登场，为江户文化加入了以市井生活为主题的轻松小品，这些作品往往以对话为主，描写世态习俗，或烟花巷，或旅途见闻，使得一时间黄表纸贵，两百多年前初版时便成为当时的“畅销书”，重印多次，续集版本众多，因为本书的热卖，他大概是用了这个招牌做了笔名。

十返舍除了能写“黄表纸”，兼能画作，画与字算双倍稿费，在清贫当道的当时算起来还是可以勉强作为生活之资的，式亭三马则以经商为主业，所以十返舍被认为是日本最初靠写稿为生的自由撰稿人。

这位两百多年前的“自由撰稿人”生活得怎么样呢。十返九曾在大阪流浪，一度穷困潦倒，和现在一般人印象中“搞创作”的人一样，花边新闻不断，是属于无赖加浪人一族。如果想见识他的这些特质，在《东海道徒步旅行记》他用他的的贫嘴天赋描述的旅行见闻中可以窥见一二，书中的弥次喜多，很难说不是他描写的自己的分身。由他的以《东海道徒步旅行记》为代表的滑稽本，延续了日本文学史上以《土佐日记》为旅行记鼻祖的文体，但又有将插画和小说并重的新的文本组织方式，有点令人联想到后来的日本漫画的雏形，漫画史中是否有将这个时期的滑稽小说作为一个源头和传统来记述不得而知，但是有理由相信，这种画与文字交替，并且以对话为主的作品，是可以作为后来日本漫画的一个的雏形来看待的。除了插花，文字里对调侃戏谑的注重，十返舍的幽默天才，曾经让后来的夏目漱石特地翻阅，作为日本文学的一个戏谑文风，吸收到自己的作品中。

至于本书的两位主人公，弥次郎兵卫和喜多八，现一般并称为弥次喜多，两人在江户时代的日本沿东海道往伊势旅行，目的说是去参拜大神宫，但笔墨多在沿途由两人的戏谑笑闹而发生各种奇闻趣事上，各地风俗景物也随着两人的脚步而一一展开，弥次和喜多也成为江户文学中的两个代表人物。

作为生活在两百多年前的人，十返舍的浪人生活和他笔下的弥次喜多这两个可以看做是日本最初的专业“食客”形象的角色的出现，在现在看来是非常有预见性的。当时的旅行者的形象，戴着斗笠、现在还可以从现成的由十返舍一九亲自画的插图上看到，有点像现在的滑稽二人组。沿着东海道这条在书中弥次和喜多曾经走过的古道，沿途所到之处书中记载的许多沿途风光和小食都成为了当地名产，日本现在很多打着弥次喜多名号的餐饮店铺，都会打着弥次喜多的招牌，所提供的饭食，有许多是可以在书中找到的，想到这些即使当年弥次喜多品尝和赞叹过的各地特产，也许更别有一番风味吧。

这个堂吉诃德和桑丘一般的故事，此前曾被改编成漫画，2005年又曾经拍成电影《真夜中的喜多和弥次》，可惜路线越来越往恶搞的方向去，但无论是怎样的戏谑风格，因为原本即是这样的，弥次和喜八这两个食客无论能闹出什么笑话来，也都仿佛什么都在情理之中，也许这就是以轻松逗乐为本的“滑稽本”的精神。

如何对待过去，取决于看到何种过去

曾经因为贴在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科大楼电梯旁的一张“九条会”的告示而误打误撞参加了一次他们的例会，即使是贴在那么显眼的地方，来的人也不超过20个。“九条会”作为旨在维护日本宪法第九条关于日本永不备军和发动战争条款的组织，作为不再参战的前提，正确的认识战争也是该会的实现目标之一。

我记得那次的主讲是田村正胜教授，他坐在仿佛很远的地方，金边眼镜，语调缓和。一位助手将排放整齐的资料拿在手中，开始后半个小时仍一直用期盼的眼神望着入口处。我和一位韩国同学坐在这一群眉头紧锁的人群外围，只有我们两个匿名闯进来的非日本人，我们都有些紧张。

那次演讲的主题之一是讨论近代战争中的两元对立思考模式，讲得文绉绉，具体内容已经不大记得，现场的鸦雀无声、大家都有点克制又可以说带些压抑的气氛却让我觉得参加了奇怪的集会般，此后一直记得这次经历。

不久以后早大一个侧校门的入口处贴出了某退役的右翼海军上将的演讲会通知，该将军因为自己的公开右翼言论而违背日本政府对于战争的定性，他受到警告，但并没有被处罚，一年多前宣布提前“退役”脱离公家身份，反倒正式开始了其余生的右翼宣传活动。

海报上直接写着骇人的“南京大屠杀，世纪大谎言”的标语。当天下午报告厅外面停着数辆警卫车，“黑西装”在每个角落目光凛冽的维持秩序，寻找可疑的破坏者，力保这位仍然穿着军装行事的退役上将的右翼言论不被打断。场内的情况同样压抑，但多出的是无形的压迫感，让人不能不直觉到这样一个现实：右翼势力的力量明显要比持有真相和良心者要强大得多。

从这两股力量的各自运作中大概可以窥知到一些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国内的舆论现状，政府的定论和民间的正义之士的影响微小，右翼的猖獗和反应速度这些是在国内时无法想象的，而我惊喜的发现，这些感性的体验在看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争论史》之时也能够印证到。现在对于南京大屠杀，最核心的问题恐怕已不是存在不存在，怎样的存在，而是为什么在政府和学术界在已经认定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之后，这段历史却并没有成为一般国民的“常识”。笠原在书中这样解释：“要求尊重这个结果的意见一直遭到自民党政府和保守派的反对”，作为否定派的舆论支撑，“保守派媒体和部分学者也公然不厌其烦鼓吹在学术上已经被驳倒了的观点，妄图从国民的记忆中抹去南京事件”。

前史：南京争论是如何产生的

面对此书，不能不想到21世纪也已经过去11个年头了。隔着七十多年的时距来看这段历史，回顾由此产生的争论——实际上，怎么看？从纯粹记述争论史的角度站在貌似中立的立场，好像有点巧妙的避开了这个难题。历史学家应怎样书写这个事件？在只是希望确定事实的层次上，历史学家本是最有希望带来真相的人，而以中日韩三国共同研究的形式来定论，这本身就让人满腹悬疑。是有一个客观的史实客体，还是只存在为你所认识的客体，这是一个亘古以来的哲学争论。或者，只要去看罗素《历史学作为一种艺术》的原文，就不难成为悲观论者。

关于南京大屠杀，争论了这么多年，从存在不存在到存在，但是是怎样的存在，再到如何将如此的存在公之于众，在这些问题间过渡，直到历史学家们认为，围绕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已经结束，于是好像针对这场讨论的来龙去脉，写一本“争论史”的时机也差不多成熟了，争执本身这一行为对于理解争论的问题，为什么会产生争论无疑是另一扇窗口，专攻中国近现代史和东亚近现代史的笠原十九司是来做这项工作的人。

书中大部分篇幅仍是对整个争论的过程做一个年代描述，从东京审判这一争论的原点开始，当时争论的核心在于为高层战犯辩护，认为虽然存在日本军队在南京进行非法、残暴杀戮行为的事实，但司令官方面对防止此类行为已尽了最大努力。对此笠原点评，“看一下日本陆军、海军的刑罚就明白，日本军队只重视‘叛乱罪’、‘辱职罪’等，只为维持日本军队内部强权秩序，缺乏对战时国际法的规定和教育。”

关于死亡者数据，后来的争论在东京审判时就留下了隐患，其一是检方并不把死亡总数看做举证事件的必要因素，其二是在提到了确切数据的判决书上，分别出现了10万、20万、30万的不同统计数据，这成为后来被否定派利用的主要依据。

战争时期，因军方干涉使得日本民众几乎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存在，美军占领后也曾借鉴德国战败后盟军的经验，尝试推进“日本人再教育计划”，但当时“大梦初醒”的日本人普遍认为这是为配合美军的政治性宣传，日本媒体才夸张的揭露和进行谴责，对于事实他们仍然认为值得追究。

不久，日本进入“五五年体制”下，自由民主党开始加强审查教科书，1955年之后到整个60年代，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全部遭到删除，所以经历了战后的“不信任”时代，日本的六十年代生人也基本上没有接受过南京大屠杀的教育，一般国民脑海中的南京屠杀记忆，被强迫忘却掉了。

交锋：从学术上结束争论

真正的争论始于70年代，时任《朝日新闻》记者的本多胜一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他是战后第一个直接以访谈形式接触到中国受害者的日本人。一批日本的二战老兵也相继站出来述说真相，战争责任论逐渐在日本人中间普及开来。

但是，言论和新闻报导领域仍然牢牢控制在自民党手中，为了对抗6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的左翼运动，也相应加大了中日战争加害否定论的宣传力度。1973年，《正论》杂志成为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大本营，引起日本国内知识学界的争论。

另一位历史学家藤原归一的见解是，这场争论并非建设性的。“由于争论的当事人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从根本上不信任对方的判断，因此对自己的偏见置若罔闻而只批驳对方的偏见，用这种方式进行这场争论，相当于产生新的认识来说，只不过加深了偏见而已”。

要结束这场争论，需要从三个方面来确立定论：分别是要从学术上，司法上和政治上。司法上随着家永三郎教科书案、夏淑琴老人案的相继胜诉，实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认定已经没有悬念。学术上在80年代，日本正式成立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1998年，南师大也设置了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中日双方都在展开学术内的相关的研究和出版活动。日本方面的调查研究会，其会员包括中国研究学者、日本史研究学者、历史教育者、记者、律师、市民等，他们定期例会，组织奔赴中国大陆搜集资料，至今一直在进行南京大屠杀史料和加害证词的出版活动，但笠原感叹的是相较于中国是在高校内部进行真正的学术研讨的形式，日本与中国的情况仍然有巨大的落差，中日之间还不能够说有“真正的学术争论”。

更深层的问题也许可以回到政治上来寻找。90年代前期，因为自民党政权的结束，新上台的民主党等率先承认了事实并道歉，如1993年非自民党联合的细川内阁以战后首相身份首次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和道歉”，使得争论一时仿若已经告一段落，日本历史书籍上也首次出现了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然而在90年代后期之后，争论却再次回潮，在日本，以政治家、大学教授为中心，掀起了非学术性的否定论潮流，并且问题一再倒退回最低级的阶段——回到围绕“发生过吗”，“没发生过吗”这种层次上。相关研究者认识到这已不是简单的战争遗留问题，而是牵涉到日本民主政治结构深层的问题。

争论的反复和真相并不能到达普通国民面前的事实，与日本在司法上和日本政府已决定“关于中日历史问题，交由专家判断”的态度是相违背的。尽管在日本政府的官网上现在已经有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官方公认告示，但要求尊重这个结果并明确的写入教科书，一直遭到自民党政府和右翼保守派政治家的反对，这是为什么许多日本国民一直未能正确认知南京事件史实的原因。

反思：日本的现代政治结构

这个现状实际又隐藏着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在政府上、学术上、司法上三重定论的条件下，仍然可以有这么多否定派势力兴风作浪、甚而左右了相当部分的日本国民的战争认知？笠原十九司在书中点到了日本特殊的政治结构的问题。

战后长期占据日本政坛的自民党政府以及它所服务的官僚和财界，在各个方面都继承了战前日本政府的权力结构以及人员关系，在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的“五五年体制”下，笠原点破道，历届自民党政权一直采取否定侵略战争的政治姿态，对此虽然作为在野党的社会党和共产党承认侵略战争，战争认识一直被当做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却忽视了从人道主义立场认识南京事件的前提。此外，日本政府为了隐瞒战争犯罪的历史，在国外曾投入了大量资金收买议员进行“院外活动”。

本书的副标题是“日本人是怎样认知史实的”，普通的日本民众如何对待过去的战争和暴行，更多的取决于他们能看到到什么样的过去。日本是一个在由执政党主宰的政府之外，还存在有众多“野党”和政治团体的国家，其中相当一部分受到右翼势力的掌控。日本战前的军国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变相的在继续影响和发挥作用。国民如何认知与政府如何宣传有关，而日本的问题在于，在官方政府这个政治势力之外，还有一个右翼的政治团体在民间发挥着更大的舆论导向作用，国民不会自动记忆，国民的记忆更多是外界“生成”的，是被国民教育所灌输的“记忆”，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日本人如何对待南京大屠杀，如笠原所说，这实在是一个关涉到日本现代政治结构的问题。

现在，如开头提到的退役上将的演讲会一样，在官方以及官方的教育之外，日本社会还存在有相当程度的右翼势力的渗透，他们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在官方的消极宣传之外，这部分否定派的势力长期做相反的事实描述，一般国民对于政府的谢罪行为反倒有只是迫于与中国经济贸易压力的印象，对政府反倒有软弱的怨言。

长久以来，南京大屠杀成为中日战争侵略、加害的象征，吸引了跨世纪的关注度。日本人对待南京大屠杀的态度也被认为是国际社会所说的成为日本政治社会、日本文化特征的“暧昧”和“掩饰”，成为典型事例，但其实文化和国民性的描述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一概简单推给文化和国民性，有时候反倒成为不能正视现实的理由。在笠原十九司的这本书中，对于日本人怎样认知史实，也许能在日本人是怎样的民族这个思路之外，看到更大程度上由现代日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所决定的日本人头脑里的东西。

曼德拉的28年

我有一个经历不凡的朋友，经常喜欢提到“苦难”这个词，有时候还要上升到近现代史的高度，然后得出中国人民就是苦难的人民的结论。我最近向他推荐曼德拉《与自己对话》这本书，并对他说，瞧，这本书将教你怎样面对苦难。

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却极力想要避免和“苦难”联系起来看待曼德拉的这段囚徒经历，虽然事实依旧难免惊心——从1962年被捕入狱，到1990年释放，28年物是人非，他也从44岁的壮年进去，出来时变成了一个72岁的老人——但从书中，正是因为在自由受到限制的环境中，在异常困难的时刻，我们才看到了这个有着很深的真诚的人。

“监狱是认识自我的理想场所”，曼德拉说。在绝对封闭的环境中，人不得不面对自身，这样一个孤独与生俱来的存在体，在通往外部的窗口被全部关上的时候，反其道而行——往里去寻求与自己对话的入口，便成了探寻生命真相的方式。

可是曼德拉要面对的不是五年，十年，这场与自身的谈话持续的时长是整整28年。28年间，人能够与自己谈论些什么，所拥有的东西都失去，回忆也虚无缥缈变得不真实，悲观和绝望尚且难以应付，在这样的处境下与自己的对话又何从开始呢。

罗本岛监狱的首相

在自传《漫漫自由路》中，曼德拉曾写道，一个人入狱后，就会珍惜很多小的事情，比如进商店买报纸，能够自由的保持沉默——这些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曼德拉都失去了做和反应的权利。也是因为这样，他的注意力才能够到达一些平常人容易忽略的地方。

本书包含的曼德拉的狱中信件（多数并未能及时送达收信人手中）、两组对话录音、笔记以及自传未完成的续篇草稿，都得益于他勤于记录的习惯。为了表明自己还在活着，他一度在台历上记下前一晚的梦境，连自己的体重变化和每次量血压的结果都被严格的记录下来。

在他呆的时间最长的罗本岛监狱（曾是麻风病人隔离区），他丈量出自己的生活空间的大小是6.4×5.4米。也就是在这块不超过35平米的小房间，曼德拉静静的思考和回忆，更多的时候只是冥想。除非是对幽闭生活感兴趣的人，否则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耐心看完这些零散的记录，尽管它们多么真切的记录了返归自身的独居生活之一种。

比如1979年12月3日，他写道，“给哈丁少校写信，告诉他我想买拖鞋”；1980年1月13日，他又写，今天“茶里加奶了”；1986年2月7日，“读了四卷《莫扎特传》，里面的故事很精彩，但结局太平淡了，我很吃惊”；1987年9月26日，“今天是扎米的生日，吃了羊肉炒饭、青豆和一块硬硬的水果蛋糕”；1989年3月25日，“翁哈给了我400兰特，马富给了我200兰特，后来在浴室又捡到了5兰特”……

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看懂这些琐碎的记录。被迫停下来，沉入水中的曼德拉，一个人对着他头顶上的日月，用对家人的思念和极大的爱来包容这种孤独，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他的心渐渐安静下来，不再有强烈的痛苦和挣扎，“注定要经历风风雨雨的人”，接受了失去自由的命运，正式向牢狱之外的生活之境挥手，扎实的进入自身生命更广阔和深层的肌理。

1990年出狱后的曼德拉，相反迎来的是一段被他称为成为了“世界上最孤独的人”的日子，与妻子离婚，铺天盖地的工作，竞选和演讲，一个沉默和只与自己对话了28年的老人如何调整过来，这是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我是一个喜欢社交的人，但我更喜欢孤独。”他曾经的话可以为这段时光做一个注脚。以之后的阳光生活来重新看这失去自由的28年，也许曼德拉同时也失去的是完完整整的与自己相处的岁月时光。

与妻子温妮

已经甚少有这样的第一手谈及私人生活的资料，曼德拉在后来极少愿意再谈论自己的前两次婚姻，而在本书中，他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在狱中与温妮的这段逝去情感。

他也谈自己的第一段婚姻，并不避讳传说中的家暴事件，他的同志们曾经希望曼德拉在婚姻上也能成为一个楷模，这样才能建立无可非议的组织，但曼德拉在书中并不避讳这个“生活中的瑕疵”，谈论起第一位妻子，他说，我只是不想说她的坏话。

第二任妻子温妮是曼德拉在本书中用更多的篇幅用来深情款款的倾诉的对象，尽管他们在曼德拉出狱两年后便分居，六年后离婚，这段婚姻成为他之后所要面对的最大冲击，但这本书中的满怀爱意还是献给了她。

这些信件，有的寄给司法部长，有的寄给监狱指挥官，但写给温妮的唯独温馨，充满着克制的爱意。在本书中可以看到丈夫曼德拉是怎样用强烈的理性来克制思念，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信件都会遭到公开阅读，他的“家庭和婚姻的基础遭到了无情的践踏”。

这些大多数被狱吏没收或者拦截的信，真正到达妻子手中的少得可怜，但是曼德拉在28年间仍然义无反顾的寄出去。有的时候是他在狱中刚刚读完了一本书，渴望同温妮分享，有时候是做了一个梦，有时候是他以父亲的口吻对着儿子津齐说一些浅显的道理。明明知道这些温热的句子很可能一如往常般的石沉大海，但因为只有在信中倾诉才是他感到自己与家人在一起的方式，用他的话来说，他“精神上的干旱才得以消失”，所以他依然不放弃的写下来。

在访谈中，理查德・施腾格尔直白的问到曼德拉如何看待两人长期分居这个私人问题——这个问题够呛。曼德拉的回答十分含蓄，他首先说，“你说的这些问题对我来说，算不上本质的问题。”然后，他又说，“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必须要接受一些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事实和现实。”

他一直都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也喜欢认为自己代表的是普通人的本来模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是和普通人打交道，这些普通人都是充满矛盾的男人和女人，而不是和神打交道”。所以，他感到最难过的事情并不是这些普通人必须面对的问题，而是母亲和儿子逝世时，他不能参加葬礼，无法保护家人，始终才是他最大的遗憾。

黑与白的政治

在这些珍贵的记录中，曼德拉也谈论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社会，在提到这个目标时，他流露出谦卑和理智令人动容。在狱中他认真的重新思考了南非的种族和民主问题，监狱也给他提供这样的空间去深入思考这些问题。

曼德拉接受过西方的民.主教育，所以他不能忍受白人的专.政，也不能忍受黑人的专.政。作为一个“乡下人”，他也尊重从小耳濡目染的传统的酋长制度文化，传统的东西不能被完全丢弃，在本书中可以窥见到曼德拉的解决思路。

本书的末尾一小部分还收入了出狱后的曼德拉与多国领导人会面时的一些有趣的细节。谈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他写道，“她人很不错，你接近她之后就会知道，她还是很有幽默细胞的”；谈撒切尔夫人，他评价，“确实是位铁娘子”；谈卡斯特罗，“是一位耀眼的家伙……他竟然告诉大家说美国已经破产了”。也有曼德拉亲手写在随身带的本子上的提醒重点，比如2001年底和乔治・布.什见面时，他曾经在本子上写“在逮捕本・拉登之前，不能撤军”，“平民的伤亡是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是只要有战争就不可避免”，流露出他的政治态度。笔记里他还提到了洛克比空难，显示在这次会谈中他是和布什谈到过卡扎.菲的，具体内容却不可得知。

和大部分非洲人一样，他因为看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于是崇拜中国革命，红军长征突破封锁的故事令他着迷，这在本书的访谈中有提及，他也谈大家的偶像甘地，但表示对此有保留，实干和有魄力的尼赫鲁才是他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最后的这一部分，记录着曼德拉出狱后的政治生活，与前部在牢狱中的他形成鲜明对比，经过28年的牢狱生活之后，他一如既往的开朗、睿智、幽默，让人感到这是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然而，在他波澜壮阔的人生巨浪底下，可曾看到也有岁月的浮沫在暗涌？